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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回忆

Author: 邓世午

前言

中国素来讲究修史,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似乎还有专门修史的机构。人们熟知的太史公,太史令,可资说明。

国家级的史书由国家级的机构承著,而再往下似乎一步就到了县,县的史书叫县志,从前是几乎每个县都要有的。州府有无史志, 我不清楚。 记忆所及, 即便有, 似乎也不如县志常见。 似乎只是有些有名的州府才有史志,比如《《襄阳府志》》。村史文革时听说过,似乎算是“新生事物,”但不知家谱能否算作家族史抑或村史。至少,家谱可算家族史的一个部分吧。国家级的史书,不是也有皇帝家族的传承记录吗?

无论家谱算不算家史,因为中国的宗法观念特别强,中国人又特别要面子,特别愿意显摆自己家族中的名人,因而家谱在中国盛行。别说像孔府那样的大家族,即便小村落,小宗族,也都很少没有自己的家谱。

不过,虽说家谱在中国颇为发达,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过一个样本。因此,对家谱的了解实在是十分有限。

最近由于我的二叔去世,家族成员因此聚首,忽然想到,我们这几家亲戚,是否也应该把我们的背景,渊源以及在美国的行状略加整理,形诸文字,以便将来子孙后代也对前辈的出处和筚路蓝缕有所了解。这种了解或许能够使得这个家族的后续成员能够维系一定的感情和联系,没准儿还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有所裨益。于是,我就有了叙述我们这个家族渊源的想法。至于因此形成的文字记录是否可称为家谱或家史,我想,那也许并不重要。

因为我对家族的了解十分有限,而对家族渊源了解最多的三位长者, 即我父亲,我二叔和三叔, 均已谢世,因此,我写出的内容还有待于我的四叔和五叔以及我的婶子补充。

我们邓家

我们邓家,出自于安徽省肥东县河滨镇的大邓村,在合肥向东偏南方向大约30多华里处。 在中国工业化之前, 大邓村没有公路,从合肥去村里,需要坐巴士到撮镇,下车后, 还要步行10余里路才能到达。另外一条去村里的路是水路。从合肥东关码头乘小客轮,顺淝河向巢湖方向去,大概从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停船码头下来,离我们村就大概只有3-4华里的路程了。因此, 如果随身要带很多东西,乘船要方便得多, 因船顶上面可以放许多物品。记得我们从合肥我的大姑家里借的大水缸,就是随船运来的。后来我们离开故乡,需要把水缸还给大姑,就是由我挑着担子, 一头是水缸,另一头是别的物品,顺着一条一尺来宽的跳板,小心翼翼地从岸上走到船顶,运到合肥还给了大姑家。如果乘火车,根本就无法运这个大水缸。那可是个能装四担水(八个大木桶的水)的大水缸呀!

我们之能够回父亲的生长之地看看, 还要感谢文革,如果不是文革期间我的父亲被赶回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这辈子能否有机会看到故乡,还很难说。我们是1968年底,1969年初回到故乡的。 当时的农村, 人民公社尚未废除,我们在故乡当时的通信地址是:安徽省肥东县撮镇公社河滨大队第二生产队。 改革开放之后, 人民公社废除,家乡的名字换成了安徽省肥东县撮镇河滨村。

1968年前后的大邓村有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150人左右,这样看起来,全村当时大概有1000人。按一家四口算,也就二三百户人家。

大邓村的邓,来自于村里大部分居民姓邓。也有寥寥几户外来户,比如吴世龙家,也都是大邓村民的亲戚。吴世龙的父亲吴兴乐当年给我们祖父辈的家庭打工,后来娶了邓姓的女子,也就在大邓村落了户。而大邓村的大字, 则表示这是一个在当地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宗族。记得附近有个村子叫大姚,也是人口比较多的大村子,想来名称的来由同大邓相似。

大邓村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远远看去, 灰灰一片草屋顶的房子, 一点色彩也没有。 绝大部分房子都是土坯墙。村里只有三座房子是青砖到顶,一座是从前的邓氏家庙,供奉的是邓家祖先的神像。 说是庙,看起来又矮又小,实在不像个庙。村民称邓家的祖先为邓大将军,据说从前是什么“天水闸”的御史,后来不知怎么就落户在这个地方,繁衍出来几百户人家。再后来听说我们祖上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将军邓禹,又说我们家族跟邓子恢是同宗,等等等等。祖上当大官的事,我一直都当神话听。不过,待有机会了,倒真是想去看看村里修的家谱,也许对于我们大邓村的共同祖先会有一点明确的概念。

不过,就连这座庙,当年我随父母回乡务农的时候,也已经变成了某一个生产队的仓库。里面的神像等在文革时已经被一扫而空。也不知这座庙现今是否又已重修。

另一座是邓家祠堂。祠堂看起来要比那座庙气派多了。房子高大巍峨,全砖上顶,青石或者青砖铺地(实在记不清是青石还是青砖),有点古色古香,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土坯墙的大邓村,可算十分抢眼。这所祠堂当年也是用作某个生产队的仓库。平心而论,我们大邓的祠堂,显然不能同中国那些著名家族的祠堂相比。

第三座砖房就是我们祖父辈兄弟几个的房产。这座房子共有五间,在我回乡务农的时候,由我的二爷爷和四爷爷两家居住。当然是分两个门出入。

从我们家的房子是大邓村除了祠堂和家庙之外唯一的一座砖瓦建筑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家在大邓村可算是“首富”。方圆数十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大邓村有个能人在合肥开了家纸作坊,前店后厂式,而开纸作坊的我祖父自然就属于当时村里的成功人士。按当时的眼光看,我们祖父辈建造的这座房子高大轩敞,十分漂亮,不仅如此, 还占据了全村最靠前的位置, 自成一体,同其他大多数墙挨墙的其他村民的房子有一定距离。房子的宅基地高于前门的水田大约一丈左右。所谓宅基地,并不限于房子本身的基础, 而是一大块地整个高起来,中间盖起了几间房子,前面有宽阔的空间可以用来晾晒稻米,乘凉等;后面有后院,用来养猪,盖厕所,种菜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平整的土岗,土岗的周围,也就是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树木,院内也点缀着果树。除了冬天之外,我们邓家这个小岗子看起来郁郁葱葱,招引了不少鸟雀。 岗子前面就是一口池塘,池塘是人工挖的,属于我们生产二队。 听说这个池塘当年属于我们家,而之所以挖这个池塘,是因为垫宅基需要大量土方。池塘里养了不少鱼。池塘附近的人家淘米洗菜都要用这个池塘。每到冬天春节前,队里组织社员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最原始的水车把水提干捉鱼 ,家家还都能分到不少鱼, 此是后话了。冬天树木落叶之后,往南望去,一直可以看到远处的淝河河堤,以及淝河同另一条宽度略窄于淝河的交叉口 (当地称三叉河),可以看到漠漠水田飞白鹭的景观,视野极好。

在我看来,虽然房子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住起来却并不舒服。准确地说,是冬天住起来特别不舒服,夏天住还好。我第一次到大邓村去,是在一个白雪皑皑的夜晚。同我和的表哥俞能健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从撮镇步行十里路后才到家。晚上吃过饭之后,我就同我的四爷爷睡在一张床上。暖气当然没有,房间里也没有炉子。四爷爷的被子和褥子简直同砖头有一比。 总之, 夜里冷急了, 一夜都没有睡好。早晨醒来,穿头天被雪水沁湿的冰冷的袜子,那真是呲着牙咧着嘴痛下决心才能穿上的。看看桌子上,还有一层白白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雪。问了四爷爷,雪为什么会落在桌子上,四爷爷说,那雪是透过瓦缝飘进来的。原来在家乡,瓦是稀罕物,人们对瓦如何使用实在是缺少知识。家乡房顶上的瓦,都是浮浮地交错叠放在木撑上,等于是摆在屋顶上。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窥见天空。难怪雪花能飘进来。屋顶倒是能防雨,但是一刮大风,瓦往往就会被吹乱,从而造成漏水。所以,家乡在刮大风之后,凡有瓦顶的家庭,都要上房顶把那些被风吹乱的瓦重新摆正。

前面说过,家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土坯墙,而大部分的屋顶都是稻草屋顶。稻草屋顶居然可以防水,这让我至今都很不理解。据说稻草屋顶可以防水,一方面是靠草的厚度,不等水渗到屋顶的底部就已经流下屋檐,另一方面是靠屋顶的陡峭程度。草屋顶的坡度通常都比较陡。

如此看来,瓦房顶还不如草房顶方便。也不如草屋顶的房子冬暖夏凉。看起来,造砖房的唯一的好处是房子比较耐久,瓦顶虽然每年都有调整,但草顶则每隔几年都要换。 一账算下来,不如瓦顶合算。

家乡最让我欣赏的是家乡烧饭的炉灶地锅 。 这种地锅炉灶堪称艺术品。 炉灶全由土坯和泥巴砌成。但看起来精巧雅致。 每个炉灶都有宽大的锅台,地锅门处 还都有个烟囱。烟囱是由特制的,非常薄的土坯砌成, 一直通到屋顶外。 炉灶并没有鼓风机, 但是只要把稻草点着, 把风门一关上, 炉子里的火就像鼓风机鼓了似的, 呼呼往上蹿。 烟全部排到屋外,屋里干干净净。 而且特别节省燃料。 很小一抱稻草就可以烧熟一大锅饭,初看真是难以想象。 联想到我在河南农村看到的炉灶, 没有烟囱, 柴火燃烧的不充分, 黑烟滚滚, 烧饭时一家都是黑烟。 哪里比得上我们老家的炉灶?河南和安徽是邻省,相距并不远, 何以如此高妙的炉灶没有能传到河南,真是不可理解。

家乡当时务农, 全靠人工, 根本看不到任何农业机械。 不要说农业机械, 就连耕牛都少得可怜。我们生产队有100多亩地, 100多口人, 几十个劳动力, 却只有3头牛。 到了春耕大忙时, 三头牛哪里够用?只能靠人来拉犁。 由于是水田, 地里的泥巴并不太硬,因此3个人拉一张犁还能拉得动。 记得遇到特别硬的地块, 就会用四个人来拉一张犁。 拉犁可是个重活。 我当时虽然还不满17岁, 却也被分配来拉犁,而且是在最后的位置,最后的位置通常是留给力气最大的人的。我虽然力气不算大,但是舍得出力, 因此许多人很愿意同我搭伙拉犁。

即便是不硬的地块, 拉犁也是一个很累的活儿。 春耕的时候天气还很冷, 人往往还穿着厚绒衣甚至棉袄,腿泡在水里冻得通红,而上身则常常汗流浃背, 衣服被汗湿透一层又一层。 拉犁的情景至今想起来历历如在眼前, 而且总让我想起来刀耕火种这个词。 而这种耕作方式当时恐怕已经存在数千年而未有任何改变。

我当时就想, 拉犁这么辛苦的活儿, 为什么不多养几头牛, 全让牛来干这种活儿? 后来才明白, 实在是养不起。 养一头牛, 每年要吃掉的精饲料不说, 单单一个稻草,就能吃掉几户人家的燃料。家乡没有煤炭,又不靠山林, 没有木材,烧饭的燃料全靠稻草。秋收过后,不仅要分粮食,还要分稻草。家家门前都有一个稻草堆。要烧饭时, 就得从稻草堆上往下拽草。稻草是非常有限的,烧完了就没有了,连买都没处买。家家都紧巴,哪里有余草可卖?因此, 要想保证一年到头能吃上煮熟的饭菜,就得节省使用,同时,还不能养太多的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家乡的炉灶绝对是人间一绝,把稻草的燃烧的能量利用到了极致。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同样一顿饭,家乡的炉灶只需要北方炉灶所需烧柴的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联合国需要推介到全世界的地方文化产品,只可惜现在网络上根本找不到这种地锅。

除了水牛和猪之外, 家乡也没有其他牲口。也就是说, 驴马,羊基本上看不到。当然, 鸡鸭鹅还是有的。 没有马和驴, 就意味着没有大车用。 所有的运输全靠肩膀挑。 当然, 靠近河道的村子,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水路运输。当时没有大车也是因为家乡农村没有一条可以拉车的路。家乡大部分土地是水田,水田之间是狭窄的田埂,不时需要挖个豁口让水流过。宽路窄路都有流水的断口。

家乡的房子同北方很不一样。 不一样之处不仅在于屋顶的不同, 布局也很不一样。北方的房子, 故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主要表现在后墙不开窗, 只有前门, 没有后门 (故宫的后门不是一座房子本身的后门)。我想, 这种建筑方式是因为北方冬天气候寒冷, 没有后门和后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暖。而家乡虽然地处南北交汇的地方, 却完全是南方的生活方式, 因为水稻是主要农作物。 此外, 家乡夏天天气炎热, 因而需要一种不同的房子布局来取得最佳的乘凉效果。  家乡的房子, 所有的房间都在两侧,中间是一个通道, 前门和后门在一条中轴线上。 房子的进深很长, 这就意味着两侧可以有很多个房间。 卧室, 厨房, 都在两侧 。中间不仅是通道,所占面积也相当于一个房间, 放杂物, 请客吃饭都在中间通道房(姑且称之为通道房,因为称为通道实在不能体现这种通道的用处和宽度)。 前一排房子同后一排房子实际上两侧的房间是连着的,但中间却留有天井式的院子,雨水可以从天井里的下水道排出。家里弟兄多的人家,房子就可以一层排一间层排往后盖, 所以,许多人家,弟兄好几个,成家后仍然可以一个大门出入,就是因为但是每一个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围着天井的一圈房间。家乡夏天多东南风, 虽然外面骄阳似火,但中间的通道房里通常却微风习习,十分凉爽。

家乡的人们虽然没有能够天天洗澡的条件, 却有天天擦澡(冬天除外)的习惯。 直到现在, 我仍然认为, 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擦澡不失为一个保持身体清洁的上好选择。 家乡人的衣服也换得很勤, 出门也还讲究形象和面子。 当然, 这首先取决于家乡的妇女之勤劳能干。

家乡的特点是人多地少, 正常年景也就是温饱而已,很难有结余。 因此, 要想过好日子, 就得出去打工。 家乡的年轻人大都是参加建筑队出去打工, 大部分是瓦工,少数是做木工,还有一少部分走村走户做木匠和缝纫活。 即便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很多省市。 年轻的男劳力都出去了,家里的农活全靠女人干。 无论是春耕还是秋收, 地里一字排开的全是女子。 家乡的女子节俭,勤奋, 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她们才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家里做饭的往往是公公。 男人能娶上这样的女子做妻子, 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家乡的土话, 要比我在学校里或书本上学的语言丰富多彩太多了。在农村那几年里, 我总是不由得惊叹, 农村的土话居然有这样的表现力。 而且简单,比如,你吃过饭了没有?是ni  ge qi le可惜年代久远, 我已无法举例来说明了。  可以吗?是ge  zhao。可惜年代久远, 我已无法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了。 “坏到铆了”意思是坏极了,铆和榫是木撑和木撑或和木板连接的部分,铆坏了就是坏透了。

大邓村的村民绝大多数在乡间务农。 能够闯出去, 在城市里有份工作, 特别是体面的工作,那当然是村民羡慕的对象。 然而,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大邓村里有出息的人太少, 大部分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土里刨食吃。 在我的印象中, 除了我们家里我的曾祖父这一支的后代有不少人在城里工作之外, 其他人在外面的实在是屈指可数, 寥寥无几。

据说, 我的曾祖父是家中独子, 说是独子, 是指只有他一个男丁, 并非说他没有姐妹。 至于有还是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的曾祖父却多子多福, 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这5个儿子里, 我的祖父是老大。

作为长子, 我的祖父显然要受到我的曾祖父的器重。 这都是我想象而来, 至于究竟如何, 我真的无从知晓。 不过, 无论怎样, 我的祖父显然也是村里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他先开始是到纸店做学徒工, 然后就学了技术,积攒了些资金, 后来自己开了家纸作坊。在合肥的生意据说还不错。到抗战爆发前, 据说积攒了几万银元的资产。 我的祖父撑起了生意, 家里的亲朋故旧都跟着得点实惠。中国人讲究乡谊,而祖父的纸作坊就在合肥, 离故乡也就30多华里,故乡的人到城里来, 少不得要来叨扰。而祖父母总是热情接待,所以我们回乡以后,乡亲们对我们很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看在祖父母的份上。我们家也被称为纸坊家。

我6岁时,随父亲和我的哥哥和一个妹妹去合肥探望祖父母,所以对祖父母还有一点印象。当时的祖父卧病在床,床头放着一个大茶缸,供他吐痰用。记得祖父很严厉,少有笑容,似乎对我的哥哥很好, 因为他是长子, 又从小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人也长的精神。 我不是长子,人长得又笨头笨脑, 嘴巴又木纳,似乎不得祖父母的欢心。我对当年的二叔,也没什么印象,倒是我的二婶子,常常在回家的路上, 买一点小点心,到家后就分给我们吃。 那时,二叔的大女儿刚出生不久,我的印象中是整天睡在摇篮里,还没到吃点心的年龄,所以,买回来的点心当然大都是我和我大哥和妹妹吃了。但那时我不懂二婶同二叔的关系,只记得有个漂亮阿姨,经常给我们买好吃的。由此可见, 小孩子对大人的印象,主要是看能得多少实惠(一笑)。

我祖父的4个弟弟, 也就是我的4个爷爷, 我都见过,但是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两位姑奶奶(明尼苏达州的薛君,好像就是两位姑奶奶其中之一的孙子)。虽然祖父母去世早,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浅,但他的几个弟弟,也就是我的几叔个爷爷却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的二爷爷个子颇高,应该是他们老弟兄里个子最高的,长的很条干,显得也很精明,嘴巴能说会道,走路腰板挺直,看起来颇像个士绅。我们回乡时,他同二叔奶奶就住在我们旁边那两套砖房里面的一套。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都很有出息。记得他的儿子叫邓志普,女儿叫邓志华,都是读书人,在合肥有体面的工作。我后来还见过我的这位叫邓志普的堂叔一面,他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白净,文雅,高挑,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标准的读书人形象。但我没有见过堂姑姑邓志华。我的四爷爷住在那两套砖房里的另外一套。四爷爷的个子略矮,虽然人也很精明, 但似乎在整个素质上不及他的几个哥哥。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邓志航, 在合肥城里当个小官,老二叫邓志昌,同四爷爷住一起,老三叫邓志江,也同四爷爷住一起。我的三爷爷在合肥城里居住。 三爷爷有5个儿子,唯一同我的祖父母不能比的是, 我的祖父母还有两个女儿, 而三爷爷没有女儿。三爷爷的5个儿子也都在城里工作,搁村民的眼里, 也都是有出息的人。

我有次随父亲到城里拜会过三爷爷。三爷爷虽然个子不高,但看起来精明过人,颇有些英气。因为听别人说过, 我们家当年曾经被土匪袭击过,全靠三爷爷带着几个伙计用枪把土匪打退,让我对三爷爷颇有些敬意。后来我到蚌埠打工, 碰巧工地就在三爷爷的一个儿子(我的堂叔)邓志刚的工作单位旁边。堂叔当时在外地探矿,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倒是见过他妻子, 也就是我的堂婶朱某。这位堂婶很漂亮,还招待我吃过几顿饭。我至今也未能有所报答,也是人生的一个遗憾吧。

我的五爷爷混的不好,虽然也在城里工作,但干的是辛苦活儿。我见过他,看起来很厚道,对我父亲也很好,记得招待我们吃饭喝酒,都很够意思吧。他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叫邓志轩,当年也到大邓村跟我爸学数学,住过一段时间,插队劳动。人长得很漂亮。也不知她近况如何。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意思大概是说,各地的人都各有特点。在我看来, 合肥人绝对属于非常精明能干的群体。我的家乡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种在所谓圩(音读“为”wei)田里。圩田位于我们村的前面,位置低,地下是粘土,不漏水, 适合于种水稻。而村后位置高,属于沙土地,存不住水,因此不适宜种水稻,村民们就用来种蔬菜,红薯和小麦。家乡的人虽然也种红薯和小麦,但因为主要种植水稻, 而且生活习惯都是南方水稻产区的生活习惯,所以总以南方人自居,经常嘲笑北方人,称之为北方侉子,诸如生吃大蒜生吃葱等行为,都是家乡村民嘲笑的内容。不过,村里的人到更南边的地区打工,也被人家称为北方侉子,这很让他们郁闷。

在中国, 安徽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省份。地方不大,但出的能人却不算少。 古时有庄子,陈胜吴广, 项羽, 后来有包龙图, 朱元璋等。 到了近代,李鸿章带出来一批淮军,里面很出了一些人物,包括刘铭传等。 李鸿章的家离我们大邓村也就是七八公里。后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共产党里的陈独秀,王明,国民党里的张治中,卫立煌等, 都是皖人,也都是中国名震一时的人物。生意人里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极其所代表的徽商系统。当代人里的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李克强等,都是皖人或皖人后代。由此可见,南北交汇的地方出人物。我们大邓村的人,以及周边的村镇里,都可以随时看到非常精明强干的人物, 我觉得放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看,安徽也属于不容小觑的一个省份。

南北交汇之地,不仅文化上的碰撞容易造就人才,连遗传基因也都带有一定优势。我曾琢磨过, 为什么我的祖父这么一个普通农民,居然能够养育出5个大学毕业生。不仅是5个大学毕业生,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大学生个个聪明绝顶。后来我觉得, 这主要是我的奶奶和爷爷的结合属于远源结合,有遗传优势。我的祖父似乎个子不高也不壮,可能还略显单薄,一个典型的南方男子的形象。 而我的奶奶身材高大,性格里似乎颇有些北方人的强悍。后来我到奶奶生长的蒋大堂去看望我奶奶的弟弟,我的舅爷爷,发现奶奶家族里的人,同大邓村的人完全不同。首先,水稻不是蒋大堂的主要农作物。奶奶的家族像北方人的血统。其次, 奶奶家族里的男子大都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声音洪亮,令人不敢小视。我的父亲和四叔身材高大,似乎继承了奶奶家族的身材,而我的其余几个叔叔,身材则偏向于爷爷家族的遗传。身材虽然有些不同,但聪明程度却很值得一书。

 

我的父亲

 

先说我父亲。父亲出生于1922年阴历的年初四,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另有一个夭折的妹妹。因为是长子,又特别聪明,文章写得好,诗词也有些功夫,书法也很像样子,因此颇受我的祖父母乃至曾祖父母的器重。前面说过,我的祖父母以上都是农民,父亲是这个家族第一个读书人。

父亲小时念的是私塾。据他说,老师并不仔细讲解。学生除了练毛笔字之外,主要的时间用来背书,成本成本地背,非背到滚瓜烂熟不可。所背诵的这些书,给父亲奠定了颇为厚实的中文基础,让他一辈子受益不尽。父亲非常聪明,读书有悟性,据说9岁时就为村民写对联。我们1968年回乡务农时,村人还有人提及此事。因此,父亲很受我的祖父母宠爱,也深得他的弟弟妹妹的尊敬。

我对私塾教育非常佩服,对自己没有受过私塾教育,总是感到十分遗憾。我对私塾的了解,大体来自父亲的介绍,更主要来自父亲的语文能力。父亲写文章,行文极其简练,文笔老到,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赋诗,填词,文思飞动,下笔立成。而且,几十年前所背的书,写文章时每每信手拈来,与文章浑然天成,令我佩服不已。;和人交谈也出口成章。所写书法,各种字体都有涉猎。有些条幅写得颇有神韵 (我在国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父亲写的条幅)。虽不敢称为大家,对於一个事务繁剧,没有时间练字的数学教师,已数难能可贵了。我总觉得,现代的语文教育,同私塾相比,相差何止万里!

 

父亲的英文学得也不坏。据说他考大学,主要凭的是国文和英文,数学是常常交白卷的。前些年他兴之所至,有时还念几句英文。照我看来,比我的发音还准确。这也是我对父亲十分佩服的因素之一。1982年我和妹妹高考复习时,他问我们,毛主席(对华国峰说)的话“你办事我放心”英语怎么说,我们说不知道,他说,With you in charge, I am at ease。 我们记住了这句话,意外的是当年的高考题中果然有这句话。

父亲中学阶段,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当时东跑西颠,步行逃难,一走就是百十里路,从安徽到重庆,基本上靠两条腿。在那样小的年纪,历经磨难,居然没有耽误读书,也可算一奇了。一次在重庆耽误了一班汽车,而改乘下一班,事后听说他误掉的车途中坠入悬崖,可算是冥冥之中躲过了一劫。

父亲当年考大学,逢考必中。当年各学校可以独立招生,似乎没有所谓统一招生考试,这也就给了父亲更多的机会。

父亲轻松考中复旦大学,因家庭困难没有去就读,而是去读了官费的国立政治大学,我以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

因为国立政大在国民党时期类似于目前的中央党校,可想而知,该校的毕业生后来在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大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父亲第二个失误,是他大学毕业后凭着一封文采斐然的信,毛遂自荐到了一支国民党部队给司令当了秘书。虽然他并没有杀人放火,但沾上国民党部队,当上“中校秘书”,其后果可想而知。

 

由於这些经历,使得父亲不敢从事文字工作。1949年初,新华社招收记者,父亲考上了,但不敢去上任,也因此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凭父亲的才气和文笔,成为一个名记者,有何难哉!退一步说,即便不能成为一个名记者,父亲后来的处境以及子女的处境,应该比后来实际发生的好。但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父亲没有敢去新华社,而是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就是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半年的旧知识分子改造培训,被分配到市工农中学来当教师。这个培养工农干部的学校撤消后,后来又调到一中工作。

作为一个教师,父亲工作十分努力,成绩可谓出色。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大约是1960年吧,同父亲住在工农中学的同一间宿舍。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来不曾在午夜之前回到宿舍休息。 往往我一觉睡醒,睁眼一看,父亲尚未回来。我知道他是在办公室改作业或者备课。

记得到父亲单位的第一天,我对那个新环境十分害怕,夜里不敢起来上厕所,后来憋不住了, 就尿在了床上。父亲回来后,对我没有丝毫责怪。回想起来,我对自己的孩子还缺少这样的肚量。那时候经济困难,粮食不够吃,我同父亲不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我知道父亲吃不饱肚子,常常能省一些口粮给父亲,这大概是我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曾经对父亲表示关爱的行为了。

后来父亲在一中有一间办公室。我到现在都不清楚,那究竟是办公室还是宿舍。总之,  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住在家属宿舍, 而我却同父亲住在学校里边。 每当我一觉醒来,总是看到父亲在伏案批改作业,到午夜还不休息。 老一辈人这种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精神,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父亲并非数学科班出身。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虽然教数学,但基础并不好。虽然他人挺聪明,但在高中时,数学学的一塌糊涂,究竟是谁的原因,连父亲自己也不清楚。我猜测,只能是他的数学老师的问题,以其昏昏,无法使人昭昭。后来组织上分配工作,他却自告奋勇挑选了教数学。究其原因,还是教数学不容易犯政治错误。

因为对数学基本上一窍不通,所以父亲的教学工作难度极大。父亲自己回忆说,他在工农中学教学时, 从来没有午休过,总是在研究数学教学。记得他说,经常请教吴宏志老师(不知吴老师还健在否?)。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教好数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常常因为用脑过度引起剧烈头痛而需要打吗啡针止痛。

不过,因为语文基础好,父亲现学现卖,教学效果还不错。这也给父亲奠定了信心。后来,他的教学就越来越上轨道,后来在市教育界也有了一些名气。父亲讲课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课堂不用看教案,画图不用圆规,不用拐尺,让学生很叹服。其实他的功夫都用在了课堂之外, 即便是文革后的教学中,也是如次,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总是在伏案备课改作业。 他的敬业精神也被我们当教师的姐弟几人 继承了下来。

父亲工作忙,但对儿女还是倾注了尽可能多的关爱。我小的时候,因为肾炎卧病一年,父亲常常登着三轮车,带我到医院求医治病,往往每周好几次。回想起来,这对於有着繁重工作负担的他,该是多大的压力!

忙不可怕,挨整最可怕。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日子都很艰难, 文革期间尤甚。文革时,我常常看到父亲挂着黑帮牌子在学校干活。 我们那时还小,还不知道安慰父亲。 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心里一定非常痛苦。比比父亲,我们所承受的一点小小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1968年底,我们全家,除了已经插队到河南农村的大姐大哥,回到父亲的家乡参加农业劳动。 父亲已经47岁了,也同大家一样下地干农活。他挑着一百多斤重的大粪桶,摇摇晃晃地走在狭窄的田埂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好在乡邻们不太计较父亲的历史问题,对父亲十分尊敬,不久就让父亲到大队办的中学去教书了。凭父亲的能力与口才,父亲在村里绝对是个人物。

后来从家乡回到原单位之后,父亲活到了改革开放,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教职,又走上了讲台, 算是发挥了一些余热,多少减少了一些此生的遗憾。

我们长大成人以后,父亲从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自己的生活也十分节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太操他们的心,他们有工资,日子过得去。我这个不孝之子,对父母亲做的太少了。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来到国外,已经23年了。 这23年里,我总是在奔自己的前程,忙自己的所谓事业,扪心自问,我又给过父母亲多少关心,多少快乐呢? 又何曾切实关注过他们的疾苦?陪他们说过多少话?

当我走进父母亲的小屋,看到他们用了多年的衣物,被褥,家具,乃至锅碗盆瓢,感到万分惭愧, 万分难过。父母亲一厘一毫地节俭,是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是为了在生病时不至於向儿女伸手要钱。让父母过如此节俭的日子,是我们做儿女的罪过呀。

退休以后,父亲一定是非常寂寞的。我多么想时光能够回转,让我能够多陪父亲聊聊家常,聊聊天!有许多事情我还没有同他商量呀!我离开他的病床的时候,他的病情看起来已经有所稳定,我还告诉他,我的儿子,也就是他最疼爱的长孙,等学校一放暑假就会回来看望他。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我的父亲就这样走了。走的时候, 我们兄妹五人,只有我的一个妹妹守在床前。此前我的母亲日夜陪在病床前,恰恰离开几个小时,他就走了, 让人何其痛哉!几天前我离开他病床的时候,父亲虽然病势沉重,但何曾想到他说走就走了呢?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的思念与愧疚。古人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诚哉斯言,诚哉斯言呀!

愿父亲大人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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